第253章 合作組織的設想

1951年五月初，民主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與阿爾巴尼亞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領導層在同壹天收到了聯共的壹份電報，其內容是邀請各國共產黨派出代表參加壹場預定於今年6月份，在莫斯科舉行的壹場共同會議。這場會議討論的內容按照聯共通報的說法，將“決定全世界無產階級人民的共同未來”，收到消息之後的各國領導人並未對此感到驚訝，他們已經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中國的秘密，所有人都認為，這場莫斯科會議將是中蘇兩國重新構建社會主義陣營結構的契機。

在遼寧省穿越之後的這半年時間裏，新中國的突然崛起已經讓處於冷戰初期的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而相對應的，中國國內的建設也已經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遼寧省外地區的各種改革與建設項目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而遼寧省內的工業體系也基本完成了重組，工業機器全力開動起來。在不久之後，中國就會產生巨大的工業產能，而這些產能是國內其他地區還不能立刻消化的，因此與國外進行貿易往來非常重要，而在當前的世界格局之下，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將會有求於中國的先進產品。

自從中蘇兩國的關系在1951年蘇共領導層前來中國訪問之後迅速變得緊密起來，斯大林本人則已經在遼寧省進行了長時間的療養，這些變化自然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蘇聯的國內外政策。除了斯大林為挽救蘇共的沙文主義傾向而作出的自我檢討和領導層清洗之外，蘇聯對其在東歐地區的盟國的態度也開始變得不壹樣。

原本東歐諸國的共產主義政黨就是趁著蘇聯在二戰後期的全面反攻時奪取了本國的政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其實都面臨著壹個問題，也就是奪取政權的過程過於容易，政黨極度缺乏自主性。二戰結束之後這幾年時間裏，東歐各國的共產黨基本就是照著蘇聯領導層的指示建立政權並治理國家，而蘇聯模式也很快在這些國家中產生了水土不服的跡象。不過當時的蘇聯領導層並沒有顧及這些國家的群眾的意見，他們對東歐各國政權的要求並不是壹個合格的政府，而是壹個聽話的政府。如果事情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矛盾還是會往不可挽救的方向發展，因此斯大林在調整整個蘇共的未來戰略時，決定賦予這些東歐國家更大的自主性。

“我對他們這些國家還是比較擔心的，畢竟您也告訴我，他們最終都在東歐劇變裏面瓦解了。”斯大林在和主席商討此事的時候如此說道。

“防範舊勢力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也得考慮到這些國家中群眾的情緒問題，如果他們感覺自己的國家主權被外國控制住了，自己的訴求不能被人聽得到，生活水平又下降了，那他們就要起來鬧事情了，人之常情嘛。把我們的兄弟黨抓的太死，這種事情要不得。”主席有仔細地研究過東歐諸國的歷史問題，在他看來，蘇共對東歐各國抓得太死是壹方面，東歐各國國內的反動勢力搗亂是另壹方面，前者要主動避免，後者要全力打擊。斯大林此時對主席提出的意見基本上都是接受的，他和主席商討問題時的態度和過去已經截然不同。

另外，兩位領導人商談東歐問題的時候，自然而然地講到了另壹個重要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這個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新中國有不少相似之處，而其領導人鐵托則充滿了爭議，包括主席本人在內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都曾經批判過鐵托本人的政策與思想，但結合起遼寧省帶來的歷史資料，主席和斯大林都能夠重新審視這個強硬派的國家領導人。

“毫無疑問，我們壹定要團結南斯拉夫的同誌，路線分歧可以交流解決，重要的是防止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政權瓦解。”主席在討論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社會主義陣營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抗帝國主義，而不是因為某個政黨不聽話或者有些意見分歧就把人家推到對立面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不過鐵托同誌與我們之間有壹些歷史遺留問題，到現在為止我們也沒有恢復友好關系。您認為我們下壹步應該怎麽改變這種情況？”斯大林比較謙虛地問道。

“南斯拉夫的同誌們，心中是有共產主義理想的，只要有了這壹層，我們就有協商的基礎。”主席說道，“我們和鐵托同誌主要的分歧在於，他基於南斯拉夫所處的環境，在經濟發展這件事情上作出了和我們不壹樣的政策。從原本的歷史看來，很難評價他的這種政策功過如何。但就現在而言，我們可以在經濟發展和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達成最大的壹致，不必要在每壹種細節上都完全壹模壹樣。”

在原歷史上，鐵托先後與蘇聯和中國鬧翻，分別是因為斯大林不滿他“不服從命令”，也就是南斯拉夫不願意被蘇聯全盤操控其政治、軍事和經濟，這是斯大林已經承認的自己的過錯，而後來與毛主席鬧矛盾，則是因為主席認為鐵托的經濟政策不夠純粹，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不應該摻雜市場化的因素，這方面主席的觀念有所改變，但我黨內部討論時也認為鐵托的改革或許有些操之過急。另外，雖然鐵托對南斯拉夫人民而言是壹個英雄，但是他在處理壹些聯盟內部的問題時也欠缺考慮，為後來南斯拉夫的崩潰埋下了禍根。

主席對處理南斯拉夫問題的初步意見是，以恢復彼此之間的友好關系為基礎，由中蘇兩國首先放低姿態，給鐵托壹個臺階下，然後拿遼寧省的歷史資料，為南斯拉夫的內部問題提供壹些意見。在主席看來，鐵托這個人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本質上他還有為南斯拉夫人民謀求利益的決心與能力，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南斯拉夫不至於走以前那樣的老路。

“那麽，我們主動聯系南斯拉夫，表達我們的和解意願？”斯大林對這種低姿態外交其實不是很習慣，雖然現在他面對主席的時候已經保持平等，乃至是稍微有些低的姿態，但作為壹個強硬、固執的領導者，接連對外人如此表現會讓他感到面子上掛不住。

“如果我們不主動的話，鐵托同誌大約也是會找上我們的，不過我認為這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團結不太有利。”主席倒是沒那麽在乎個人的面子，在他看來，只要達成了團結的結果，過程如何其實不是那麽重要。

現在的南斯拉夫由於同時和中蘇兩國鬧翻，資本主義陣營便向他們伸出了魔爪，美英兩國殷勤地表示願意為南斯拉夫的經濟發展提供援助，而且不附帶任何的其他條件。英美兩國提供的無息貸款對於南斯拉夫這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國家而言十分誘人，但鐵托自然會質疑英美所言的“不附帶任何條件”這壹說法。事實上，鐵托完全明白接受了英美的援助就等於徹底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大多數國家決裂，這會讓他們在兩級爭端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現在這種兩極攻守易勢的環境下。

另壹方面，蘇聯的情報機構有從南斯拉夫國內受到消息，鐵托現在其實處於壹個比較兩難的境地中。其政府內部有些人認為應該以經濟發展的大局為重，接受英美兩國的經濟援助，同時拒絕在冷戰中站隊，而另壹些人認為在當前環境下應該著手與中蘇兩國修復關系，即使讓渡壹部分國家主權也沒有關系，畢竟都是同壹意識形態的國家。

這兩派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吵得不可開交，互相指責對方是走資派或者賣國賊，雖然在鐵托的強權之下沒有鬧出什麽大事情，但分歧也已經很嚴重了。鐵托本人的態度倒是沒有發生什麽改變，他堅持認為南斯拉夫應該獨立自主地建設國家，盡量減少本國對外的依賴程度，當然了，有人送錢的話還是來者不拒的。我黨自然也沒有想到，遼寧省穿越在巴爾幹半島產生的蝴蝶效應會是這麽壹個情況。

“我們不去爭取同誌，帝國主義就要去嘗試腐化他們，用平等的姿態對待同誌，才能少鬧矛盾。”主席見斯大林似乎有些別扭，便發言勸導。

“嗯，我同意您的看法，那麽我們要如何進行表態呢？”斯大林也不是那麽的固執己見，畢竟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他確實有很大程度的過錯。

“我們可以各自安排，總之要先向南斯拉夫的同誌們表現我們的態度。”主席最後說道。

於是，在蘇共向東歐國家發出了參加莫斯科會議的邀請的同時，其內部的報刊中開始刊登壹些有關南斯拉夫的文章，相比起之前對鐵托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指責，蘇共報刊中的新文章開始重新定義鐵托的作為，並表示“同誌之間應該更多地進行諒解”。而我黨這邊，除了社論上的文章風向改變之外，主席也親自修書壹封，向鐵托本人表達緩和各方關系的意願。

南斯拉夫共產黨則很快做出了回應，表示完全願意和中蘇兩國緩和關系，鐵托在給毛主席的回信中表示，南斯拉夫絕無意願和帝國主義相互媾和，永遠是社會主義的壹份子。鐵托先是和蘇聯外交人員協商，準備壹同參與六月份的莫斯科會議，另外也馬上派出了代表到莫斯科商討壹次國事訪問的可行性。在中國這邊，鐵托則表示自己有時間的話壹定會親自到北京拜訪。

這件事情讓東歐各國的共產黨都感受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政治氣氛的變化，蘇聯的高壓態勢似乎在中國的幹預下稍有消解，這讓各國的領導人都松了壹口氣，也更加期待我黨在之後的莫斯科會議上的表態。雖然這場會議是由蘇聯邀請東歐各國參與的，不過我黨也有明確表示將會參加會議，另外還會帶上亞洲幾個新興共產黨國家的代表壹同參會。

美英法等國自然也關註了這壹系列事件，在那場即將到來的六月會議當中，中蘇兩國大約要重新整合社會主義陣營，在艾森豪威爾等人看來，原歷史上的華約大概要變成另壹種意思上的“華約”了。不過我黨的打算跟他們所想的可不壹樣，我黨並不想像過去的蘇聯那樣在社會主義陣營裏面發號施令，強制各國服從“社會主義陣營的總體利益”。我黨想在六月份會議中和各國討論的，主要是經濟壹體化和產業分工的事情，而不是和北約進行軍事對抗這方面的合作。

我黨內部對未來戰略的討論中，主席等領導人壹致認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是因為共同理想而走到壹起的，但是要維系陣營內部的團結，只有靠經濟上的緊密聯系。各國之間互相有些小心思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這種風雲莫測的時代中，各國共產黨應該警惕這種小心思在敵人的挑撥下演變成不可挽回的嚴重分歧，建立壹個有效的內部溝通協商手段也是避免矛盾產生的有效辦法。

為此，主席也有和蘇聯那邊的領導層討論，在之後要建立壹個怎麽樣的國家間的合作組織，以便各國各黨進行溝通與協商。這壹組織應該和過去的共產國際有所不同，是已經建立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對話平臺。

在雙方討論過後，對這個新平臺的名稱有了壹個初步設想：社會主義國家合作組織。